耶稣会内部文件披露:娈童神父晋升之路揭示教会处理性侵丑闻的深层困境
本期情报聚焦于天主教会内部,特别是耶稣会(Jesuits)在处理神职人员性侵儿童问题上所暴露出的长期困境与内部博弈。通过对1970至1980年代耶稣会内部信函的审查,揭示了该组织如何在明知唐纳德·B·迪克森(Donald B. Dickerson)存在娈童行为的情况下,仍将其晋升为神父,并试图在掩盖与治疗之间寻求平衡。
迪克森的案例,由一份2024年6月提交的诉讼文件牵出,指控其在1984年性侵一名17岁的 Loyola University New Orleans 学生。内部文件显示,从迪克森早期在耶稣会内部的形成期开始,便有对其性侵行为的记录和担忧。例如,1974年,安东尼·麦金(Anthony McGinn)神父在对其评价中指出其“懒惰且操纵性强”,“这是个危险的信号,表明耶稣会未来将与他有麻烦”。尽管如此,迪克森仍被允许进入神学阶段的学习,并在1975年的一次会议上,尽管有负面评价,仍有四名神父投票支持其晋升,理由是其“取得了巨大进步”且心理报告“积极”。
随后的证据显示,耶稣会内部对于如何处理迪克森存在严重分歧。1977年,托马斯·斯塔赫尔(Thomas Stahel)神父向时任耶稣会全球总会长佩德罗·阿尔鲁佩(Pedro Arrupe)表达了对迪克森晋升神父资格的严重担忧,认为其“心理性问题已得到充分控制”的说法站不住脚,并指出其副省长路易斯·兰伯特(Louis Lambert)在处理此事上存在“嫉妒地维护其副省长特权的”阻碍,坚持认为一旦被批准晋升,教会就已对其做出承诺,任何行为都无法使其失去资格。阿尔鲁佩曾同意推迟迪克森的晋升,但具体细节和最终决定过程仍显模糊。
尽管接受了多次心理治疗,迪克森的性侵行为并未停止。1979年,他仍被认为在性骚扰未成年人问题上态度轻描淡写,但斯塔赫尔最终因其理解了“丑闻”可能带来的影响而同意其晋升。1980年,迪克森被正式晋升为神父,但其职业生涯并未因此稳定。1981年,因一起指控被调离,后又在1982年被指控强奸一名12岁男童。1984年的心理评估报告将其描述为“非常病态”,需要长期密集治疗。尽管面临多项指控和严重的心理评估结果,其直属上级埃德蒙多·罗德里格斯(Edmundo Rodriguez)神父仍在一份1986年的备忘录中表示“应给予唐(迪克森)应有的正当程序”。然而,在收到三项新指控后,罗德里格斯最终建议迪克森离开神职,以避免更痛苦的过程,迪克森随后同意并被“还俗”。
迪克森的案例揭示了天主教会系统性地处理神职人员性侵问题时的复杂性与挑战。内部的官僚程序、个人判断的失误、对“治疗”的过度依赖以及不同层级官员之间的权力博弈,都可能导致对潜在施虐者的纵容。尽管阿尔鲁佩作为全球总会长,理论上有能力阻止晋升,但其领导风格和对地方官员的信任,以及信息传递的及时性,都使得追究其责任变得复杂。目前,迪克森的案例已引发多起诉讼,其过往行为的曝光也引发了对其晋升过程和教会处理方式的深刻质疑,并对阿尔鲁佩的“封圣”进程提出了挑战。此事件的根本问题在于,教会内部的程序和文化是否足以有效识别和制止施虐者,抑或是无意中为他们提供了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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